原来是给杂志写的，但他们要求“结合实际体验写点感情方面的”，我实在写不出，写着写着又偏题了，完全不适合杂志用了，所以干脆就推了，发网上算了。
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几个问题。
看《小团圆》这样的小说，因为自传性太强，无法不代入现实人物――现实人物也是传奇。
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个奇观了。一段情，男的先写个版本，众口传说；女的也要写一个，华美的袍子翻过来，原来里子一样爬满虱子。虽说不是打笔墨官司的白皮书，可对人对己都一样不客气。郁达夫王映霞也曾在小报上破口对骂，只是缺少文学性；也许只有王家新沈睿各写三百行长诗互相攻击可堪比拟，但后者是滑稽版的。
读完后真不知道该说这对男女什么。凡人世间尽有各种狗血爱情故事，在天涯社区上可以看到无数，峰回路转的，死去活来的，应有尽有；这故事相比之下太普通：没有恋爱过的少女遇到处处留情的中年男子，她迷恋他，他却不过当她众多献身女子中的一个。她终于看穿他的“泼妇相”，黯然退出他精心构建的百美图。
传统戏文里的才子前有小姐献身，后有妓女赠金，得中状元后回来共拥二美三美，是为大团圆。而他们相逢于乱世，海内清平之时，却是劳燕分飞之际；他一路逃窜，一路不忘勾三搭四；她身背汉奸妻之名，赠金却在分手之后――也是还情，因为他也给过她钱的，谁也不欠谁。
罗曼蒂克的才子佳人故事，揭开那床锦被是一片荒凉。“钱”和“窘”如影随形挥之不去。现代文学中似乎不大有这样掺杂着如此多实际问题的爱情故事――左翼小说里的“革命加恋爱”，既没有身体上的不和谐，也不为金钱发愁。这一路传统，似乎要追溯到《海上花》，妓女嫖客之间不是没有一点透彻的了解和真感情，但也不妨碍他们互相骗钱和各自劈腿。
无论是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故事，或者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，从某一点上来说，都是反“五四”传统的。即便获得了自由，原来人也不过在这些凄楚细小的折磨中打转，并没有勇猛精进，也摆脱不了动物性而纯洁高尚起来。张爱玲早年的《殷宝滟送花楼会》，后期写《五四遗事》，都对“五四”解放口号下的实质大加嘲讽。其实她整个生活便是不“五四”的，《小团圆》中大揭家庭丑事，让熟知现代史那一套的读者目瞪口呆――他们仿佛完全跳过了当下，一半生活在清朝，一半生活在西方，不幸只学会了两方面所有的坏处，恶上加恶，完全超乎想像力。
所以她敢写：国家主义是一种教，我不信教。
或者也只有在她，民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，是背道而驰的。《小团圆》中，女主角九莉对男主角邵之雍说“希望它永远打下去”，连落水汉奸邵之雍都惊讶“死这么许多人，你要它永远打下去”？难怪有人怀疑李安在拍《色|戒》前大概看过了《小团圆》手稿，否则何能精准揣摩王佳芝的心态。她们都是被时代撕裂的女性，在倾城的背景下昙花一现：王佳芝唯有在麦太太的身份中，才能忘却灰暗痛苦的现实，暂时为她的失身找到合理原因，并在任务中获得感情与性。而对张爱玲来说，整个成年时期都在打仗，她早已熟悉这种生活，她的感情没有未来，唯有乱世中，才能获得一点茫茫的相依相偎感。若王佳芝活到战后，恐怕并不会成为英雄，却会因为利用了自己的身体而成“肮脏的女人”，被人们指指点点。这一点“自我”是只存活在乱中的，“大家好，我也会好”，不是她们的命运。
有多少人单纯而热烈地相信着民族与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，最终却被无情地嘲弄？张爱玲不是先知，只是她写出的这一点吊诡，长久地为人们忽略或遗忘。
战后之雍躲在乡下，九莉山长水阔去看他，却不是情意绵绵地千里探夫。她去看乡下的草台班子演最中国的才子佳人大团圆故事，终于发现“别人只有地位，没有长度阔度”，而她却“只有长度阔度厚度，没有地位”。这有体积无地位，不单是在胡兰成的女人名单上，也是张爱玲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，如何安排她，嵌入时代的画卷？如何对待她那些难以为之开脱的思想？那件臃肿的蓝布棉袍，永远会叫人尴尬罢。